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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纳入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五个必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

从顶层设计到年度部署，“投资于人”正在成为贯穿中国发展全局的核心理念。

何为“投资于人”？它不是简单的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而是以人为对象的投资过程和行为——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而进行资源配置，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以及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性。

为何要强调“投资于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

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物的积累，更是人的发展；不仅是经济指标的提升，更是人民福祉的增进。“投资于人”，正是连接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键纽带，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体现。

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辩证法

要理解为什么要“投资于人”，首先要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辩证法中审视。

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生产资料积累，而国家一贫如洗。唯一的出路，是将有限的生活资料尽可能转化为生产资料。

只有生产搞上去了，人民生活、上层建筑等一切才有物质基础。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投资于物”成为发展的重心。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前夕，我们用了近三十年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任务。

那个年代，居民生活过得艰难，正是因为要把每一分资源都投向生产、投向工业、投向未来。

改革开放后，我们喊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方面通过分配制度改革调动人民积极性，承认正当需求与合理利益；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仍需持续推进，“投资于物”依然是发展的主基调。

当然，“投资于人”也开始受到重视——教育投入增加、人力资本培育被提上日程。但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重心仍然是“物”：只有把生产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发展才有坚实基础。

这是第一层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

在物质匮乏阶段，必须优先“投资于物”，通过基础积累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离开这一历史逻辑，就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

与此同时，一场更深层的变革正在发生：生产力形态从传统工业化向新质生产力转型。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不再是体力、不再是简单劳动，而是智力、是创新、是人工智能与人的深度融合。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赶超的历史任务，现在要面对的是智能时代的全新命题。

这是第二层辩证法：现实的辩证法。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对“投资于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要求。数控工程师、工业软件工程师、机器人调试工程师“一人难求”的背后，是人力资本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错配。没有高素质的人，就没有新质生产力；没有持续的人力资本投入，高质量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源泉。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发展，我们的物质生产能力已极大提升，但消费不足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投资于人，不仅能培育创新潜能，更能释放内需潜力。当人的需求得到开发、消费能力得到提升，才能为生产提供持续拉动力，形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

同时，高质量发展本身也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更好的教育、更优的健康、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

历史的辩证法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得不优先“投资于物”，是为了给今天的“投资于人”创造物质前提。

现实的辩证法让我们看清：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只有“投资于人”，才能激活创新、拉动内需、畅通循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向赋能。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投资于物”是手段，为“投资于人”提供物质根基；“投资于人”是目的，也为“投资于物”注入创新动能。

二者在历史的演进中递进，在现实的互动中交织，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方法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

二、以壮大人力资本培植创新潜能

历史的辩证法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得不优先“投资于物”，是为了给今天的“投资于人”创造物质前提。经过七十余年的奋斗，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完成了工业化赶超的历史任务。当物质根基已经奠定，发展的重心必然开始向“人”本身倾斜。

恰在此时，一场更深层的变革正在发生：生产力形态从传统工业化向新质生产力转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不再是体力、不再是简单劳动，而是智力、是创新、是人工智能与人的深度融合。这一转型，与“投资于人”的重心转移形成历史性交汇——它既为“投资于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也为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正如有学者所言，“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关键资源。”

投资于人，正是通过加大教育、培训等领域投入，实现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有效推动技术和管理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其一，投资于人提升教育质量，夯实人力资本根基。

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工程。在基数扩容层面，强化基础教育的普惠性与优质性，系统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扩大人力资本储备的总量规模。在结构适配层面，优化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围绕产业升级方向动态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实现人力资本供给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正是这些高素质劳动者，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着源源不断的动能。

更重要的是动态迭代层面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有观点指出，要让培养人成为企业最划算的投资，建立终身学习账户，让学习贯穿职业生涯，让技能成为落户资本。唯有推动劳动者知识技能持续优化，才能适应技术变革与产业演进的快速步伐。

其二，投资于人激发创新活力，驱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高素质劳动者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投资于人通过完善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宽容失败的科研生态，能够充分激发科研工作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培育形成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拔尖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等人才梯队。

同时，通过加强创业教育、提升企业家能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能够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国际视野、创新思维、社会责任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激发商业模式创新，拓展新市场新业态。

其三，投资于人加速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对劳动者能力结构提出更高要求。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方面，投资于人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技能，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与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深度融合，破解传统产业面临的低效、高耗等发展瓶颈。

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针对新领域新赛道的人力资本投入，能有力支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投资于物是夯实发展的物质根基，投资于人是激活发展的核心动能，二者辩证统一、协同发力。

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新时代的展开：曾经优先投资于物，是为了给今天的投资于人创造条件；如今投资于人，是为了让物的积累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协同。当人的潜能被激活，创新的火花被点燃，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三、以改善民生释放内需潜力

历史的辩证法让我们看到，从优先“投资于物”到强调“投资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现实的辩证法则揭示出更深一层的逻辑：投资于人不仅能从供给端激活创新潜能，更能从需求端释放内需潜力。而消费，正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国内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短板。破解这一矛盾，需要回到“人”本身。通过改善民生，让人的需求得到开发、消费能力得到提升，从而为生产提供持续拉动力。

其一，投资于人提高消费能力，让百姓“能消费”。

居民收入增长是提振消费的基础。投资于人在个体层面，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有助于推动个体从低技能岗位向高技能、高附加值岗位转型，有效提升劳动报酬与就业质量。

在群体层面，加大对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及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缩小群体间的技能差距与收入鸿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目的就是从源头上提升消费能力，让消费者能消费。

对医疗保险等健康领域的投资，能有效满足个体健康需求、延长有效劳动时间，保障居民劳动收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这正是投资于人不同于短期刺激之处——它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通过提升人的自身能力来获得持久收入。

其二，投资于人完善社会保障，让百姓“敢消费”。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增强消费意愿的关键。当前，提振消费需要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重点聚焦“一老一小”群体，进一步完善育儿补贴、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等制度安排，切实减轻家庭在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压力。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这是持续完善社会保障的具体举措。同时，民生投资还应向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等提升生活品质的公共文化设施延伸。这类投资虽然回报周期较长，但能够通过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缓解后顾之忧，有效稳定消费预期，释放潜在消费需求。

这正是“投资于人”的战略价值所在——它不仅是对人的当下生活的改善，更是对未来风险的化解。当人们对养老、医疗、教育等重大支出不再焦虑，预防性储蓄才能转化为即期消费，内需潜力才能真正释放。

其三，投资于人丰富优质供给，让百姓“愿消费”。

当前人们的日常消费需求趋于稳定，且供给充足，但围绕健康、文旅、教育相关的新消费还需要升级供给，推动消费供给从实物为主向商品+服务并重的方式转变。

有分析指出，青年消费群体只要创造良好的消费场景，打造更优质的产品，就能激发他们的消费意愿；60至70岁身体尚可的“轻老年”退休群体，医疗需求、旅游需求、再学习需求增长，也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这正是投资于人与提振消费的深层联动——投资于人提升居民知识素养与认知水平，推动消费从“基本生存型”向“品质享受型”“发展型”转变；而这种消费升级，又反向牵引供给体系优化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方能使扩内需与优供给有机结合。供给端与需求端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人”实现相互促进。当人的潜能被激活、需求被开发、保障被筑牢，消费这驾马车才能真正跑起来，高质量发展才有最深厚、最持久的需求支撑。

四、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向赋能

历史的辩证法让我们看到，从优先“投资于物”到强调“投资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选择。现实的辩证法则揭示了更深一层的逻辑：供给端的人力资本积累与需求端的民生改善，并非彼此孤立的两条线，而是在“人”身上交汇、在发展中互促的双向赋能关系。

这种双向赋能，不是简单的因果链条，而是一种深刻的共生机制。

其一，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要素。投资于人通过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领域的持续投入，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跃升，而人力资本正是突破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实现创新驱动的核心力量。

当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得到提升，创新潜能被激活，就能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高素质劳动者，支撑着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对人力资本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

其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前提。

“投资于物”奠定的物质基础，为“投资于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和载体。

先进的科研仪器能助力科学家延伸认知边界，高效的交通网络扩展人的活动半径，智能化的生产平台拓展工程师的创造价值能力。这些物质资本的积累，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支撑，更是人的潜能得以释放的“放大器”。

更重要的是，只有经济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才有充裕的财力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投入。正是高质量发展带来的财力增长，为投资于人提供了坚实保障。

其三，二者协同发力，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一个动态的、共生的有机整体。

物质资本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提供平台和应用场景，而人力资本则为物质资本的效能提升和技术迭代注入智力支持。在应用现有物质资本的实践过程中，人们积累的经验、发现的问题，能够催生出新的知识，从而激发对更先进的“物”的投资需求。

这种“人”与“物”的互动，正在构建一个自我强化的内需循环机制：人力资本提升支撑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业发展，优质服务供给激发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消费扩张又反哺就业和收入，进而促进新一轮人力资本投资。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这种双向赋能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气质的体现。它不照搬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不执着于“增长至上”的发展逻辑，而是把目光投向一个个具体的人，在脚踏实地的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中积聚更高质量的发展动能。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物的现代化最终依赖人的现代化赋能，物质资本投资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当“物”的承载与“人”的赋能双向增效，当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这正是“投资于人”的战略价值所在——它不是在民生与发展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物”与“人”的双向奔赴、相互成就。

五、投资于人，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

从历史的辩证法到现实的辩证法，从供给端的人力资本积累到需求端的民生改善，从经济循环的畅通到人与经济的双向赋能——最终指向同一个结论：投资于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

何为“题中之意”？就是内在的、本质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发展就失去了目的；离开了人，发展就失去了动力；离开了人，发展就失去了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投资于人，正是对这一根本宗旨的自觉践行。它不是简单的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而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供给端，它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为创新注入动能；在需求端，它通过民生改善释放内需潜力；在循环端，它通过人的发展畅通经济循环；在价值层面，它实现人与经济的双向赋能。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气质。

有人可能会问：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是否必然此消彼长？历史给出了答案。我们曾经不得不优先投资于物，是为了给今天的投资于人创造物质前提。而当物质根基已经奠定，当工业化赶超任务基本完成，投资于人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投资于人，不是消费，而是投资；不是负担，而是动力；不是目的之外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双向赋能、相互促进，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抉择。

让每一分投入都服务于人的发展，让每一项政策都回应人民期待，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不断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福祉——这正是“投资于人”的战略价值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力量源泉。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长忠）